2022年10月19日，《四川政协报》刊发我院教授、苏轼研究学会会长周裕锴撰写的《苏轼以民为本的治国理念》。该文整理自周裕锴教授在“三苏文化与治国理政理念和思维”研讨会上的发言，文章指出苏轼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文化巨人，并分别从政治主张、执政理念、做官原则、廉政精神、教育理念和科学治理六个方面总结了苏轼的治国理念。
附原文：
苏轼以民为本的治国理念
□周裕锴
苏轼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文化巨人，九百多年来，他的影响不仅跨越宋元明清各朝各代，而且流布海外汉文化圈，朝鲜、日本、越南，甚至欧美各国。苏轼在思想、政治、哲学、经济、军事、教育、文学艺术、社会伦理学、博物学上都有很大的成就。下面谈谈我对苏轼治国理念的粗浅理解。
政治主张：温和的改革
苏轼是改革家，但他与坚持激进改革的王安石不同，是一个温和的改革家。在《上神宗皇帝书》中，苏轼提出治国的三大原则。第一是“结人心”。要使朝廷政府所作所为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，“故天下归往谓之王，人各有心谓之独夫”。第二是“厚风俗”。苏轼认定“国家之所以存亡”，“在道德之浅深”，“风俗之厚薄”，而“不在乎强与弱”“富与贫”。苏轼“厚风俗”的主张，对于如何构建一个诚信的社会、和谐安定的社会具有深远的启示意义。三是存纪纲。主张朝廷应保持台谏（御史台、谏院）机制，台谏遵从天下公议，对宰相权力起制衡作用，可遏制官员的腐败和权力的滥用。
执政理念：仁爱的精神
苏轼参加科举考试，策论的题目是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，一举成名。苏轼此文不仅继承了儒家施仁政、行王道的精神，而且包含了很深刻的法治思想，具有现代文明性质。他反复论证的“罪疑惟轻”，从伦理学方面来看，与现代法律中“疑罪从无”有相通之处，不以杀戮惩戒为刑罚的目的，而他赞扬推崇的“忠厚之至”中，包含着一种人道主义精神。这种仁政忠厚思想，融入到他一生的行为准则之中，此后他对新法的抵触，皆是以是否“仁厚”“爱民”的标准去衡量的结果。
做官原则：从道不从君
苏轼出仕做官、兼济天下的原则是，不能屈服于君王个人的权势，而是尊崇一种道义的原则。什么叫做道义？要看君王的行为对这个国家和民族是否有益处。如果君王明明做了错事，还支持君王，这就和一个士大夫的道义责任截然相反。苏轼在《张文定公墓志铭》里表示，一个士大夫一定要看重自己的所作所为，一定要知道自己的人格是有尊严的，而不能丧失独立的人格，“区区仆臣，以得为喜”，人格萎缩、失去底线，变成“功利之趋，谤毁是逃”。
廉政精神：不贪以为宝
苏轼的廉政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《六事廉为本赋》里面。以廉为本的信念，贯穿苏轼一生。苏轼将子罕的“不贪以为宝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之一。苏轼官拜中书舍人，受到朝廷的重用，他在《谢中书舍人启》中表达出对“廉俭成风”的社会风俗的期待，并暗含廉政从我做起的表态。直到临终前不久，他还写下“至今不贪宝，凛然照尘寰”的诗句。
教育理念：思想的包容
苏轼之所以被称为“苏海”，就在于他思想文化的丰富性和包容性。苏轼认为在中华民族的文化积累中，各家各派都有自己的精华。他在《祭龙井辩才文》中指出：“孔老异门，儒释分宫，又于其间，禅律相攻。我见大海，有北南东。江河虽殊，其至则同。”他反对儒家和佛家之间互相斗争，也反对佛教内部宗派之间相互攻击。苏轼认为各家各派都有自己的精彩之处，其主张的精华部分是人类精神的普遍原则。
科学治理：实干的精神
苏轼长期担任地方官，做过很多有益民生的功绩。在杭州、密州，他都曾率领官员亲自参加捕捉蝗虫的工作。在徐州，面临黄河泛滥造成的洪灾，他率领军民奋战城头，战胜洪灾，得到神宗皇帝的奖励。在杭州，他疏浚西湖，筑造苏堤；在颍州，他赈济灾民，捕杀盗贼，保一方平安。在知颍州期间，他详细考察地形，搜集数据，体恤民情，阻止了开八丈沟这项劳民伤财、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巨大工程。这是苏轼对我们的启示之一。也就是说，作为地方官员，不仅要勤政，而且要有实际调查和科学依据，切不可脑门一拍定下工程，造成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，造祸于民。
来源｜四川政协报
编辑｜彭可诣
责编｜操慧
